沈复的《浮生六记》是一部书写夫妻间伉俪情深的散文集。问世以后，受到很多读书人的追捧。林语堂更是在年把它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世界，并在序言里称芸娘为“最可爱的中国女子”。
在我看来，芸并不是那个“最可爱的女子”，她活在了丈夫沈复的青楼梦里，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沈复年，出生于苏州一个诗礼之家，自小家境优渥。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仕途经济或功名利禄并不上心，只喜欢在闺中与妻子品画论诗，过一种闲适的诗酒生活。算是在乾隆时代就开启了“躺平”人生。
但他为“躺平”人生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夫妻二人两次被逐出家门，女儿十四岁被送去做童养媳，唯一的儿子十二岁生离，十八岁死别。妻子芸娘也为此英年早逝。
他的“躺平”，或许是天性使然，亦或许是上行下效。
在古代，男子讲求“娶妻娶德”“纳妾取色”。妻妾是有职责分工的。妻子负责传宗接代，操持家务；美丽的小妾则负责满足床底之欢。但，若想追求一点志趣相投的浪漫情调，怕只有去秦楼楚馆里找了。
从南朝的苏小小，到明末的“秦淮八艳”，多少后世文人对此津津乐道，艳羡不已。这一点，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沈复和芸娘结婚的那年，正值乾隆皇帝第五次巡游江南。皇帝御驾途经西湖时问起了苏小小墓。于是4年以后，在皇帝第六次南巡时，苏小小墓已不再是半垅黄土，而是修葺一新的八角形石墓，供文人骚客瞻仰凭吊。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首千古传唱的《钱塘苏小歌》仿佛是古代男子心头一抹永不褪色的朱砂痣。
正如林语堂所说，在古代中国社会，青楼女子才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她们比家庭妇女受教育更高，能较独立地生活，也更熟悉男子社会。
因为在传统社会，无论妻妾，良家妇女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家里的后堂。连客厅，都不是她们的活动空间。
但沈复的妻子芸娘不但出到厅堂，还走出了家门。她女扮男装陪丈夫外出狂庙会；和船家女陪丈夫在船上喝酒，被人误作歌伎；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拔钗沽酒，变着法地做出美食，为丈夫张罗文艺派对，并充当派对女主人。
对一个男子来说，包揽了“妻、妾、妓”三种社会角色的芸娘，又怎能不可爱呢？
但是，就算是到了受现代思想启蒙的民国时代，林徽因尚因“太太的会客厅”而遭人诟病，更何况是一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呢？
在沈复的时代，芸娘的行为只有在青楼女子身上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她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只能是见弃于公婆，不容于家族，失责于儿女。其间唯一对她满意的人，怕只有丈夫沈复了。
而这位“最可爱的女子”也并非是生来如此。
初到夫家时，芸娘恪守礼节，被丈夫沈复嘲笑为拘礼的老学究。那时的她，还教育丈夫“至亲莫过于父母，对他们难道可以只在内心敬重，而在行为上狂放悖礼吗？”
可是十几年后，芸娘却接到了公公下的休书，罪状是“狂放悖礼”。因为她在写给沈复的信中称婆婆为“令堂”，公公为“老人”。这在礼教社会是对长辈的大不敬和失礼。
又过了八年，夫妻二人双双被逐。连母亲也容不下儿子了。沈复的母亲怒斥儿子：你媳妇不守妇道，与娼妓结拜；你也不思进取，滥交朋友。并决绝地说，如果三天内不搬出家门，就去告他们忤逆父母之罪。
在古代，家才是基本经济单位，个人很难脱离家庭而独自生存。被逐出家门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既没了经济保障，也没有了家族地位。所以沈复的后半生，穷困潦倒，毫无闲适可言。
母子反目到这个地步，的确令人叹息。但沈复母亲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因为沈复的躺平人生里还有两个关键词：浪游和狎妓。
此前，沈复借了本钱和朋友一起去广东做生意，结果为了一个叫喜儿的雏妓在妓院流连了四个月，花去纹银一百多两。临了还沾沾自喜地说，“品尝了荔枝新果，算是平生一桩快事。”
对比他后来为了讨回十两银子的欠债，一路顶风冒雪，差点死在路上的辛酸，真是让人感慨万千。所谓的名士风流误了多少读书郎。
芸娘和妓女结拜，也正是为了替丈夫沈复纳一个妓女为妾。在古代，妻尊妾贱，两者身份有云泥之别。芸娘既拿不出丰厚的聘礼，便只有纡尊降贵，拿妻子的身份去笼络人心。
只是妓女因家里有寡母要奉养，最终很务实地嫁了个富豪。芸娘一番苦心经营尽付东流不说，还因此招来世俗舆论的攻讦和不容。心中自然郁结，从此一病不起，最终早早过世。
芸娘从恪守礼节的新妇，沦为狂放悖礼的弃妇。这一路走来，并没有人逼迫于她。是她自觉自愿地活在了丈夫沈复的“青楼梦”里。
若放在当下的社会情境里，芸娘的性格属于“讨好型人格”，是指一味讨好他人而忽视自己感受的人格。
因此，无论身处何时，芸娘都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