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曼菱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象，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怀想起当年朗润园光景。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热烈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医院，得以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生活在孤独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季在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了。
他对我突然提及《浮生六记》，那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那是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词。
此间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五〇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而笑。那时我还在童年。
我感到他的牵念之情，也发觉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