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对得起一本书？我想，首先是阅读，其次是阅读，再次还是阅读，让一本书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本书由于阅读而熠熠生辉，它像璞玉需要被不断打磨。一本翻烂的书远远好过一本从未开封的书，最好还得有勾勾画画，有折页，有树叶做的书签，甚至某个书页上还有一点油渍、一缕纤细的发丝或者烟灰烙出的小孔。这样，一本书才真正在你的世界里活着，或者活过。这样，也是我们对作家最大的支持与肯定。作家是寂寞衍生的“产物”，因了阅读，一本书才免予沦为废纸，作家才真正战胜了寂寞，并对其赋予新的意义。当然，这是从书的价值层面来考量的，如果从其它层面来看，情况又会怎样呢？比如，你买的书，它们现在在哪里？
今天是年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大约从我真正意义上的买书算起，赶巧也是25年左右。这样的日子好像应该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写跟一本书的初次邂逅、神交深交、促膝交谈？找出以前的日记，翻出一篇修修补补，亦无不可。但对于自己断断续续买书、阅读过的25个年头，对于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世界还处于新冠状病毒的白色笼罩下，读书，也是最好的抗疫）世界读书日，就这样交差，似乎失之草率。
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是文字的栖身之所。一本书是文章的归宿。作家，是为文章安家的人。书柜，是书籍的床；书房，是书籍的家；图书馆，是书籍的国家。这么一看，浩如烟海的书世界，不就是人的世界吗。
我不算十分喜欢阅读的人，因为读书不求甚解，好多书籍刚开始兴致盎然，保不齐时间一长又意兴阑珊，往往陷入虎头蛇尾的老路。我记得最喜欢的《红楼梦》，刚开始阅读的那会，一遍没读完放下，时间一长又得重头再来，前前后后开过不下五六次的头，最终发了狠，跟自己叫着劲才把它读完。事实上我所读的书实在有限，时常为才疏学浅而汗颜，为自己是理科生而懊恼，甚至觉得说自己喜欢读书，都有点叶公好龙的嫌疑，但强烈的阅读意向还是有的。
检点过往，对于买过的书，我是愧对它们的。二十多年来，我陆续从书店、旧书摊，甚至是从网上买了一些书，它们“从”了我，但我却不能善待它们。它们颇有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哀，跟我过着灰头土脸，乃至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我欠书一个家。一直以来，我藏了一个心愿，希望有个独立的书房，想给那些随了我的书本找个像样的家，对它们有个安排和交代。我要把书供奉起来，虽不至焚香祷告，但要心诚，对书籍的态度，就是对待作家和文章知识的态度。
喜欢读书，却不能善待书籍，我是一个无情的人吗？还是无心之过？我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我的无能造成的。
喜欢读课外书，大约从初中开始萌芽，语文老师孙德坤和李方朝经常提起从老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孙道雄老师，他的乡土小说接地气，除了让我们忍俊不禁，还让我们觉得这些不值一提，乃至憎恶的山旮旯，也有了它存在的意义，或者说焕发了光彩。那个时候，从数学老师手中借到了《七剑下天山》，一口气读完，初三时还在李方朝老师的宿舍里偶然看到了鲜活的《作文报》，极为惊讶。上了高中，接触到课外书的机会才多起来。从乡下来到小县城，突然在街边摊看到精美的《散文诗》，再不能放下，在小书店里看到《中学生阅读》《中学生作文选》《语文月刊》等等，隔三差五会买上几本，但仅限于购买杂志。数量极为有限，这些杂志东丢一本西丢一本，他们的体量小，没有占据太大的空间，存在感非常小。除了买杂志，偶尔也会到富源一中的图书馆借书，有小说，好像是讲捻军的，感受到一种挥之不去的英雄悲壮气概；有希腊童话故事，感知到人神共存的世界；当然，第一次读到《人民文学》杂志，惊讶于上面的一个中篇小说，二十多次写到大海，都不带重样的，极是佩服和向往。但是，这样借书的时间实在有限，那种温暖只能是萤火微光。到读大学的时候，买得最多的还是《散文诗》杂志，偶尔也会买一些像样的书籍，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名家散文选》等等。这些书籍，基本堆码在床上，一字排开，与我颇有点形影不离、互相陪伴的意味。
后来参加工作，有了固定收入，虽然工资低，要养家，要糊口，但买书还是任性得多了，甚至有恃无恐。诸如《百年孤独》《红与黑》《瓦尔登湖》《鲁滨逊漂流记》等逐渐向我靠拢。甚至跟妻子还在订婚的时候，我都把买订婚戒指的钱买了一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以至于多年后她还抱怨说：“那套书你看完了吗？”我不敢正面回答，只能曲线救国地说，一本书什么时候读，要讲心境、兴致和缘分，现在不读，不代表以后不读。还说买书有时只是一种心情和态度，有些书买来只是翻翻也可，有些书碰到了就得买下，以后可以慢慢读的。而且从一个文字爱好者而言，它意味着我期待着与这本书的某些东西相遇，让它来向我施压，激励我、滋养我、武装我。再从某些角度观之，我们是在持续喂养心中的小兽，不让它饿着，让它知道，我也安好。妻子还经常开玩笑说，要我给她买24K的。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我讨厌形式的东西，讨厌条条框框，而我认为戒指就是一种讨厌的形式，跟一个人相守一辈子，要靠天长地久去检验，而不是靠一枚闪着光泽的金属环来见证和套牢。她嘲笑说，你就是小气，我嫁给你太划不来了！我知道，她也没有那么在意。当然，我有时是有点轴，有点二，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现在看来，我是一个多么粗糙而没有情趣的人，是真的愧对她了，就像我对这些书的亏欠是一样的。
这些书一直没有一个书架，可以让它们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它们事实上还是可有可无的样子，随意堆码在桌子上，散漫凌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压在箱底或者装入纸箱的，仿佛被打入冷宫。直到参加工作好几年，我才开口跟父亲讲，想要一个书架，可以简单一点。我把想法大致跟父亲讲了以后，他说那还不简单。他手巧，会木工，在方圆几个村子里，都是一把好手，做棺木、做家具样样精通。一个星期后，我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一个简陋的书架做好了，几块松木板做支撑（主材），上半部分是开放式的，最下边有两道小门，而背后则蒙上三合板。书架简陋得近乎粗粝，放进我的陋室却极为相配，就像“歪锅配歪灶”那句谚语说的那样。好就好在简单，那个时候我家的条件极差，父亲不用大费周章去找好的材料；农活那么忙，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我也不想让他过于辛苦，我不能为他做太多，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心疼着他。
有了书架以后，那些散兵游勇似的书本突然得到了收容，纷纷搜罗到书架上，乍一看上去，它们突然活得像本书了。特别是有些书，平日里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现在好了，有事没事瞅瞅，这是钱钟书季羡林，那是屈原司马迁，诸位大儒先贤就端坐在面前，我坐下去，随便拈出一本，就可以跟其隔空交流了。阅读的时候，你就像大海，万涓溪水正源源不断向你汇聚。此时，你是充实的，不再感到寂寞和躁动。
结婚后，我和妻子的书籍归拢一处，她有《红楼梦》《三个火枪手》、张爱玲、三毛……我有《镜花缘》《宋词鉴赏大辞典》《恶之花》、大仲马、杜甫……我开玩笑说，两个单干户，组成合作社。再加上我们的教学用书，以及日复一日不断买书只进不出，书架终究不堪重负，严重变形，而且也塞不进去更多的书了。我们考虑买了一个可以放电脑的小书柜，一举两得，房间小，书柜也小，但可保一时无虞。
我有个毛病，但凡是书，都舍不得扔掉或者卖掉，就像自己的一辆车被当做破铜烂铁处理掉一样，心里难以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还保留着读高中时的几何课本、代数课本，大学时候的《电磁学》《黑白电视机的原理与维修》《大学英语》，更不用说高中时候的语文课本以及统一发放的课外读物（选修）。妻子不解，说我以后又不会用的，什么渣渣毛毛都留着。多次劝我淘汰一批，留下精华。我不舍，有时甚至口角。我知道，我既有恋旧的习惯，更有对书籍根深蒂固的尊重，说到底，是对知识的尊崇，对过往的尊重。在别人看来，就像穷人乍富起来，一时改不了敝帚自珍的毛病，大约是“穷”怕了。其实，说到根上，还有一些原因确实不容回避。我们这一家，确实不易，从父亲开始，才有机会读书，母亲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因了读书，父亲和我，还有我的妹妹堂弟堂妹们才有机会过上与农村人有些不一样的生活。所以父亲经常说，三辈人不读书就是牛（此处的“牛”，非网络用语）。于我而言，再加上教师的职业，偶尔喜欢写一点东西的缘故，书本对于我来说是神圣的。
年，我调入县城工作，初初成立的学校百废待兴，住处更不宽裕。三名同事挤在一间只有60平米的教师周转房里，把我们自己放进去都勉强，哪里还有书柜书架的立锥之地。它们弟兄俩只能留在后所，只找紧要的书拿几本，办公室塞几本，家里塞几本，这些书又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其余的书，就只能乖乖呆在原地待命、落灰，只是有时想看一本书或是想查点什么资料，一时想起某本书还在后所，就有点不方便，心里也会一时不快。直到后来原单位的房子不再属于我，那已经十分破旧的兄弟俩依然在富源小城里找不到一个落脚之处，只好把它们遣送回老家，像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家一样。离我的距离由15公里变成了30公里，我们离得更远了。远就远吧，原来还想，放在老家除了自己回去也可以读一读那些书，关键是让父亲也抽点时间读一读书架上的那些书，我还另外买了一些他喜欢的书籍，想为他丢掉的那些时光做一个补偿，我更不希望他彻底被农事所摧毁。他以前多次在我面前叹息过他读书时代的命运多舛，他想读书却不能。他是家中老大，也是顶梁柱，爷爷早逝，小学时候他边读书还要边照顾家里，每次去上学前要把一个星期的柴找足堆齐，回到离家十几公里外嘉河边上的小冲，自己用玉米熬很稀很稀的稀粥做饭，后来经济条件过于困难，实在坚持不了几次辍学，又几次被好心的梅校长做工作劝返学校。每次讲起往事，他对梅校长言必称谢，也都会忍不住哽咽，我知道那种永远的感恩与痛。初中在富源一中边上学，边勤工俭学，好不容易上到二年级就碰到文化大革命，从此就结束了读书生涯。后来在村里当了一年民办教师转正，开始了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教书，后来因为超生又丢掉工作。现在，我想了一了他以前没有机会读更多书的遗憾。他年轻的时候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到过韶山，曾把一路的见闻感想记录了满满的两大笔记本，他对此颇为得意，不料后来村上让把笔记本交上去审查，后来就不不知所踪，让他追悔莫及。在以前，过年的时候写对联，对联的内容基本上是由我和他一块来完成的，有时他出上联，我对下联，有时相反。有时干脆各出一副，几道大门可以依次展示。有一年带他去涠洲岛过年，回来后我发现他偷偷写了几首古体诗，虽然不是很合律，但还是很有意思，我见了很是高兴。我知道，他原是很喜欢读书的，只是生活境遇的变迁，改变了他最初的梦想。他是一个过于务实较真的人，他要考虑生活生存，他要自食其力。从他重新变成农村人的那刻起，先后在大队花灯团呆过，在公路养护段在过，干过木匠，卖过棉花……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犁田耙地的人，生活没有给他留出更多的出路，从此繁重的农活家务活让他始终无法解放出来。读书，就像天空的星星一样，越来越遥不可及。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好，看书吃力，所以，那两架书，对他来说形同虚设。
而我，一年到头回去的时间也极少，有时偶尔立在书柜前浏览一番，抽出一本书看上几页，竟十分难得。相比看书，陪陪父母，帮他们干一点家务活更有意义。心里有时会想，就像许多旧识的朋友，慢慢的由于各自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圈子发生了改变，交集日益减少。有些书，以前爱不释手，现在已经无动于衷，有的尚未读完，也没有时间和勇气继续。是的，这些有生命的书沦为摆设，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再次觉得愧对它们。
再后来，在曲靖买的房子在卖不能卖、住又没时间去住的尴尬情况下纠结了很多年之后，终于贷款简单装修了一番，买了简单的家具。其中，包括我跟妻子郑重商量买了一组六门书柜，单独设立一个书房，至此，对书似乎有了一个交代。我记得那是雨季的一个周末，我们回到老家，把书柜、书架上的书重新整理一番，捡出一些能用的或者以后可能会用的，细细掸掉灰尘。大部分书被灰尘天长日久围追堵截，已经泛黄老旧。搬上车，懒得起道富源，直接绕道邻市宣威过小鸡街经宣天一级公路直接把书送到曲靖。绕了一大圈，像跟过去告别一样。那天下着雨，天甚至有点冷，雨丝不停在车窗前划过，对面的车也不断把地上的积水碾压溅到车上，竟有一种凄惶之感。
把书搬到书架上，一时百感交集，至此，我已过不惑。工作那么多年，从有书架的时候起，并没有独立的书房，顶多是在卧室里单独给它们一席之地，卧室和书房二合一。就像自己的孩子，一直还没有分家另住那样。想想这么多年来，兜兜转转，曾经拥有过的房子几乎不超过60个平方，我从来没把它当做家，口头上习惯称之为宿舍。即便是现在单位住的房子也不过50平米，卧室里的书架，还是从女儿高低床上拆下来的梯子。刚搬进来时，她那间卧室放不下整张床，所以把梯子生生给拆了，废物利用至今，我戏称为“知识的阶梯”。时至今天，那梯子上也是书满为患，一些书被我随手放到沙发上，不免招来妻子的抱怨，她不喜欢杂乱，说我不会收捡。
从那刻起，它们总算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家，它们真正实现了自立，有了独立的“书”格，希望从此不必再流浪。我不会喝酒，当时竟有点想喝酒的冲动。坐在书房里，在静谧的灯光下，我兴致勃勃地翻出几本书读着，一本是《浮生六记》，一本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诗歌本。不觉到了深夜两点，妻子和女儿已经熟睡，我突然有一种满足感。尽管我离它们的距离由30公里变成了70公里，但它们安全了，有尊严了，过上了本该属于书的生活，因此在心理上，我们更近了。对这些随我颠沛流离半生、与我分分合合的书，从此当不必内疚，可以如释重负，我当尽我所能待它们如家人。
给书一个家，其实是给自己内心找一个家。希望它不必苟且，不必苟活，要像神一样立在那里。这样才对得起那些林林总总的书籍和林林总总的作家圣贤，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初衷和相濡与沫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