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聂丽平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彦武、钱锁桥、许知远。梁启超与林语堂，一位是英汉双语写作的跨文化作家与思想家，一位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被一再书写。那么，怎样的传记才是好的人物传记呢？作家许知远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是最新的尝试者。今年，由两位写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和《林语堂传》相继出版。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单向空间共同举办的《智性传记如何可能——以林语堂、梁启超的最新传记为例》对谈会，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钱锁桥、许知远围绕着智性传记是什么，历史传记应如何书写，史料利用与想象、虚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对谈。传记写作在中国是尚未被塑造的传统许知远认为，传记写作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尚未被塑造的传统。中国的传记写作从梁启超开始，但按照西方传记的写作传统，18世纪詹姆斯·鲍斯韦尔书写人的立体面，到20世纪之后，传记写作又糅杂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训练。因此，传记写作应该是文学、历史与思想等交融的综合体，而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并未真正展开。从现代传记的角度看，他认为他在写作梁启超传前，并没有看到很好的写他的传记。对他来说，传记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艾默生的《代表人物》写了拿破仑、柏拉图、蒙田等19世纪中后叶的代表人物，为什么拿破仑在那个时代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荡？艾默生认为，这是因为他代表了想实现上升的底层年轻人的心理。艾默生的这种写作，写出了整个时代的背景和精神。这是传记写作首先需要具备的东西。也就是说，传记必须能理解人与时代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史料，它是一个巨大的drama，梁启超、林语堂都一样。”许知远认为，中国的传记写作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写作者去除了传记主人公的历史背景，而将其思想言行变为已知的事实。而将一个人的言行、思想镶嵌于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传主才会显得有魅力和富有价值。他表示，传记写作应该是对时代的回应，“我心中理想的传记，是那种特别英雄式的。”许知远很喜欢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的《凯恩斯传》三卷本，它写出了整个英国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之后的变迁，包括经济学的变迁，英国文人的思想生活变迁、政治的变迁等。因此，许知远看到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特别高兴”，林语堂是一个高度被低估的人物，而钱锁桥敏锐地捕捉住了林语堂和时代的关系、他和21世纪知识思想遗产的关系。在《林语堂传》里可以读到林语堂的性格，以及他穿越不同的时代，跟不同人的关系，他在不同时代的思潮之中摇摆、选择，在历史关键点做出自己的回应。许知远认为，《林语堂传》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20世纪被忽略的某部分历史。我们喜欢讲胡适和鲁迅的历史，但大部分讨论仍是在单一语境下进行的，而林语堂是跨越双重语境的。林语堂成长于基督教家庭，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直到20岁才重新回归到传统文化之中。同时，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用英语写作。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现代诠释者，他在纽约写作《生活的艺术》，又重新来诠释“竹林七贤”、《浮生六记》，诠释中国的哲学思想、生活方式。这种崭新的诠释，跟想要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四”那代人很不一样。中国跟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它们是怎么彼此理解的？林语堂就是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桥梁，20世纪最著名的一个icon。Icon会延续过去和此刻的关系，以及不同时空的关系。因此，重新看待林语堂与当时世界的关系，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社会。钱锁桥表示，年代林语堂去往美国学习比较文学，由于理论出身的学术背景，他在很长一段世间内都没有写作林语堂传记的想法。因为西方重理论，轻视传记写作，传记被认为是琐碎的。但后来，他对西方理论越来越不满，且认为如果在中国依然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一场灾难。如果关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会发现西方理论里所谓的东方主义并不重要，且本末倒置，中国的现代发展过程有一些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管怎样挑战西方的理论，也挑战不到他们的核心价值，而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心议题在哪里，其实并不确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回到改变中国文化的人物身上，包括梁启超、鲁迅等人。而鲁迅的传记多如牛毛，林语堂却完全被淹没了。但林语堂对于解释中国的现代性，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林语堂为什么被淹没，他的知识背景，与胡适、鲁迅，与其他人的关系，可以看到整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就像是一把钥匙。钱锁桥：智性传记必须注重史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钱锁桥认为，智性传记首先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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